引  言

    中国法治事业自20世纪七、八十年代起步以来，蓬勃发展，蒸蒸日上，取得了较大的成就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、政治稳定提供了良好的法治基础。随着法治宣传的深入开展，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，学法、知法、懂法、守法、以法律保护合法权益的氛围日渐浓烈，在一些城市中相继出现了“为1元钱打官司”、“状告铁路运输系统消费发票问题”等涉案标的微小案例。应该肯定的是，人们的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，发展态势是良好的，但从诉讼成本的角度出发，为1元钱打官司是否真的需要大力提倡，打官司是否就是最好的纠纷解决方式，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尤其在城乡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，各种矛盾层出不穷，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有限的法律资源，矛盾纠纷的解决又如何在法律资源与非法律资源之间寻求到平衡点，是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。

    利用非法律资源解决纠纷，主要指利用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，特别是对我国的民间调解传统理性的扬弃，合理的规制和应用，其目的在于提高纠纷解决效率、节约诉讼成本，使纠纷的解决多元化、合理化。社会的发展需要和谐，和谐的内涵在于纠纷的妥善调处，社会主体及利益的多元决定了任何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都不是万能的，只有充分利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，相互配合，才能更好的完善现有的调解机制，进一步促进司法公正。

    为探寻民间调解[1]的优良传统，促进民间调解与司法的良性互动，我院（四川省彭州市人民法院）在中国西南农村选取典型乡镇进行实证调研[2]，结合相关理论形成此文。

    一、我国民间调解的历史溯源

    中国文化自古就以平衡、中庸著称，“礼之用，让为贤、和为贵”的处世哲学，使“无讼”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理想目标，诚如孔子所言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”。因而，“调解”作为纠纷解决的一种方式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并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。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民间调解主要有两种形式：一是作为基层小吏的乡老、里正主管调解辖区内的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，一是家族、亲族均负有调解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的责任。[3]

    同时，中华民族心理素质也是影响我国调解制度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。所谓民族心理素质，就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，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。[4]一方面，中国人历来诉讼意识淡漠，从统治者到老百姓，普遍存在“息讼”、“厌讼”心理；另一方面，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也使民间调解得以盛行。此外，由于对封建官吏的不信任，使得人们更愿意去选择民间调解，以避免不公正的判决。久而久之，调解成为民间解决纠纷的一种习惯做法而延用至今。

    二、我国民间调解的现状及特征

    1、调解主体：民间调解主体大多是政治上占有优势的人，比如老村长、老支书等，占82%。他们依靠自身多年累积的威望以及对政策法规的了解掌握，成为民间调解的主力军。其次，经济上占有优势的群体。某村民是当地公认的富翁，他曾个人出资为该村修路建桥，以实际行动赢得了村民的认可和信任，因而由他进行的调解往往具有较高的公信力。同时，其调解方式也简单实用，如将矛盾双方召集到家中喝酒吃饭，在谈笑中就将矛盾轻松化解了。这一调解主体在民间调解中也占到11%的比例。第三，少数民族中的长者，占4%，这一群体按照本民族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，进行纠纷的化解。基于对民族传统的恪守和对族群长者的尊敬，少数民族群体内部纠纷较少产生且较易在民族内部化解，族群内部关系相对稳固。第四，家族中的长者，占3%。家族长者的调解，能够有效地避免个别案件由民事领域转化到刑事领域。

    另一方面，上述调解主体，由于其社会地位及个人综合素质较高，往往有着更强的责任心，问卷调查的被调查者中，自愿主动帮助他人进行调解的达到100%。当问及是否应该有关部门给予经费支持时，有4%的表示应该，11%的表示不应该，85%的表示无所谓。访谈中,一位老党员的肺腑之言感人至深,“我们都是六、七十岁的人了，党和国家一直关怀着我们，我们要利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，为社会排忧解难，化解纠纷，不要报酬”。

    对于纠纷当事人来说，更容易信赖当地有威望的人。尽管有着公民民主法制意识逐步提升的大环境，但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，农民这一群体法制观念整体水平仍然不高，仅依靠法律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显然是不够的，因而政治上、经济上或其他方面占有优势的人就成为化解纠纷的主体，有些情况下甚至成为定纷止争的关键。某村年逾70岁的原生产队长（女），讲述了她的一次调处经历：该村两兄弟因分家产生财产纠纷，闹得天翻地覆，她得知后，主动上门进行调解，从道德和情理上说服教育，并以一位长者的身份进行了训斥，最终，两兄弟握手言和、重归于好，并对分家后老人的赡养责任进行了合理的划分。民间调解往往更倾向于利用情理化解纠纷，由于调解方式的多样性、灵活性，比诉讼调解显得更人性化，更易被纠纷双方所接受，进而更有利于下一步对调解协议的遵守和执行。

    2、纠纷的类型：主要包括民事纠纷中的婚姻家庭纠纷、相邻权纠纷等，涉及赡养方面的31%，涉及家庭内部财产分割及继承方面的25%，涉及婚姻方面的21%，涉及宅基地纠纷的8%，涉及灌溉及用水纠纷的7%，涉及其他方面的8%。民事纠纷大都来源于一些很小的矛盾，但不及时化解，很可能转化成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。同时由于上述案件的特殊性——大多发生在亲邻之间，就让民间调解有了用武之地。

    3、调解的依据：民间调解大体上是道德、情理、习俗、法律、政策相互配合、交叉使用。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0位调解主体中，解决纠纷依靠道德教化较多的有8%，运用情理说服较多的有11%，沿用习俗较多的有7%，运用法律较多的7%，运用政策较多的5%，综合使用的占62%。

    4、调解的方式：民间调解的方式形式多样，多数情况下配合使用，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。

    ——劝导。该方式多运用于调解主体与纠纷主体年龄和辈分相差不大的纠纷中，常用于婚姻家庭纠纷和婆媳矛盾的化解中，往往是针对纠纷主体，以不同的立场分别进行。

    ——训诫。该方式多运用于调解主体与纠纷主体年龄和辈分相差较大的纠纷中，而且二者的关系相对稳定，常用于赡养、继承及家庭内部财产纠纷中。

    ——讲理。该方式讲求心理上和情理上的说服，主要是结合道德操守从正反两方面教育，主要应用于家庭内部矛盾。

    ——说法。调解主题依据自身在法律和政策方面的优势，针对不同的纠纷，向当事人释明法律规定、法律预期、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，从法律的保护性和强制力的高度，警示纠纷主体，使其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将产生的法律后果。

    5、调解的特点：民间调解最大的特点就是灵活性和客观性。由于民间调解的直接性、及时性以及上述调解手段的多样性，与诉讼调解和法院判决相比，民间调解往往具有更高的客观性、灵活性。所谓直接性、及时性是指民间调解能够深入事发地，直接与纠纷当事人进行沟通和交流，甚至能够在纠纷发生的第一时间介入矛盾，进行调解。某村农户由于土地地界问题，产生了规模较大的纠纷，争论不休，村民们互不让步，矛盾不断升温，若不及时解决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由于该土地是在20年前由公社统一分配的，时间过长，事实很难认定，一位在当地威望较高的退休老支书，主动出来调解，提出解决方案：由每户农民交出一定数额的钱，放他处保管，并与农户约定若调查是哪户出的问题，该户上交的钱不能退还，用来请其他所有人吃饭。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查询，并进行实地测量，终于找出了问题的关键。事实清楚了，19户村民坐到一张桌子上，整个村社恢复了和谐的氛围。

    民间调解具有地域性、特殊性。由于经济、文化、交通等方面的差异，民间调解具有地方性和特殊性，是一种地方性知识。我市最偏远的乡镇白鹿镇，民风淳朴，交通相对落后，受外界影响较小，民间调解大多是老村长、老支书、老干部组织进行的，家族的调解也占到一定比例。而地处三县交汇的三界镇，交通发达，经济相对交好，该镇几乎每个村都有着相对固定的民间调解员，一般是由经济条件较好的村民担任的，纠纷类型以邻里间的矛盾居多。我市的中心城镇天彭镇（市政府所在地）民间调解相对较少，诉讼相对较多，经济充裕，交通便利，法制意识强，客观决定了民间调解在这一地域所占比例不高。由此可见，民间调解的地方性和特殊性决定了，对待民间调解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

    民间的调解结果具有连续性。法院面对的至少是一个县，而民间调解往往只面对一个村，甚至一个生产队或一个家族，由于村民之间相互了解，民间调解员更容易根据掌握纠纷的具体情况，及时采取有效的方式进行化解，同时能够在纠纷再次产生时，进行连续的干预。某社区中一位普通女村民，在当地经营一家小茶馆，人称“何二娘”，是该地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每当发生纠纷时，何二娘总是主动担当纠纷调处的重任。在一个长达5年的婚姻纠纷里，何二娘主动调解了三次，结合问题产生的症结，分别做工作，一方面鼓励该男努力工作，增加家庭收入，一方面从道德层面对该女阐释做人的基本原则，尽管最终没有避免家庭的破裂，但该家庭中的孩子现已基本可以自立。何二娘表示将继续关注这个家庭。同时，何二娘还十分关注该社区的青少年，根据青少年的个性特点，成功的化解了多起青少年的打架斗殴事件，为预防青少年犯罪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
    三、民间调解与司法调解的对接

    ——民间调解与司法调解互动的缺失。民间调解与司法调解好比近似平行但又偶尔交叉的两条直线，近似平行是因为二者缺乏沟通，在各自的领域内自然发展和延伸，民间调解没有寻求司法的保护和确认，而司法调解往往忽视民间调解这一丰富资源，缺乏关注和指导。偶尔交叉体现在，民间调解的方式之一是“说法”，运用法律来警示纠纷的主体，但是偶尔的，较少的，有些民间调解的主体甚至在填写调查问卷时必须由工作人员协助，其对法律的了解程度可以推测。如前所述的家族通奸一例，家族内部的规定鞭笞显然是跟现代司法向违背的。

    ——民间调解与现代司法的理念契合。首先，二者的宗旨和使命是一致的，即定纷止争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，仅限于形式上的正式与非正式之分，主体上的官方与民间之分，实质上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发挥着共同的作用，这客观上符合社会源于传统多元发展的客观规律。其次，司法恪守的理念之一在于公平、公正与公开，而这恰恰是民间调解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根本，访谈中，大多数民间调解主体都提出民间调解更要坚持公平、公正与公开的原则，民间调解的强制性相对缺乏，依靠的就是纠纷主体内心的信服，人性的威力也在于此，如果不公正，不公平，德高望重也就失去了意义，纠纷的解决依靠的是中立的第三方，德高望重的缺失，民间调节也就顺理成章的失去了生存的土壤。因此，现代司法包括法治中蕴涵的理念在民间调解中潜移默化的被遵循着。

    同时，民间调解是司法的有力支撑。无疑，民间调解对现代司法起着潜移默化的支持作用，将很多纠纷消除在萌芽状态，并对某些纠纷长期关注和控制，客观上抑制了“诉讼爆炸”。司法的意义在于公平公正的平息社会纷争，解决社会矛盾，但司法不是万能的，并不是所有的纠纷都必须有法院来解决，法院只是社会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    民间调解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，应“去其糟粕，取其精华”，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，应该承担起民间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的责任，积极探讨研究二者良性互动的方式，给予民间调解法律支持和技术支持，帮助民间调解将纠纷化解在初级阶段，以避免矛盾的升级扩大化，缓解法院的诉讼压力，提高纠纷解决效率，节约诉讼成本。

    ——支持。在接受调查的100人中，有95%表示在民间调解中需要司法机关特别是法院的帮助，其中很多人提到由法院定期组织义务法律培训，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涉及婚姻、继承、土地、森林、合同等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法律常识；定期进行法制宣传，宣传应该采用农民容易接受的方式；定期组织参与典型案件的旁听；少数人表示应该给予部分经费支持和物资鼓励。针对上述具体情况，法院可以视情况给予一定支持，适时的进行法律培训和宣传，邀请民间调解人员参与案件审理的旁听，为民间调解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和技术支撑。

    ——规范。对于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调解，司法机关对于它的程序及方式不应给予过多的干预，但应结合支持手段对就实体方面进行规范，使民间调解在合法的基础上有效运转。在为民间调解群体提供法律支持和技术支持的基础上，应该严厉打击和取缔违反法律的民间调解行为。

    ——确认。在接受调查的100人中，有35%表示调解后达成协议的，应在法律上予以确认，65%表示无所谓。某村一民间调解员还将几年来调解的纠纷记录下来，对达成协议的，纠纷双方均在协议上签名或盖章。对于调解的结果，法院应该遵循“不告不理”的原则，如果纠纷在民间调解阶段已经化解，则无须过问，但如果经民间调解达成协议又诉讼至法院的，法院应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调解工作的有关规定，将调解达成的协议作为诉讼中的证据予以采用。

参考文献：

1、张卫平著：《我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》，载《法律适用》2005年第2期。

2、阳娜著：《人民调解制度的现状分析》，载于《法制日报》2000年9月24日。

3、贺卫方著：《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》，载于《中国社会科学》1990年第6期。

4、乙茗著：《依法调解和为贵》，载《人民日报》2006年4月26日，第14版。

5、苏力著：《法治及其本土资源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。

6、肖扬著：《让“东方经验”重放光彩》，载《判解研究》2004年第5辑。

7、罗干著：《在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04年2月26日，第1版

8、中国法官协会调研组著：《关于基层法院调解工作的调查报告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04年7月24日，第3版。

注释